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31600449,00.html
2010-03-16 中國時報 【陳嘉銘】
死刑存廢議題爭議得沸沸湯湯。支持廢死的主張者，或檢討運動、論述策略、或抱怨民眾情緒反應，讓他們失去討論空間，卻比較少見到他們藉此機會重新檢討自己的信念。
廢死運動的主張特別針對生命和死亡的特性，例如神聖、無限、終極、無法補救等，給予死刑完全不同於其他刑罰的地位。因為這些生命和死亡的特性，廢死運動者主張，如果能夠以其他刑罰（永久隔絕）或方法（減少貧窮），取代死刑的意義或效用，就該以別的刑罰或方法代替。
同時，廢死運動者也常常主張，死刑無助於嚇阻、減少殺人案。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其實正在這裡。如果沒有這個主張作基礎，廢死論者有關生命特性的主張，都會反過來絆倒自己。
如果統計上發現，執行一個死刑犯，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那在選擇執行與不執行之間，就是在選擇一個死刑犯死，或是五個受害者死。差別在於，一者是你透過國家之手積極同意殺人，一者是你消極地放任加害者殺人。即使我們同意生命是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選擇不積極執行死刑，而讓五個人死於殺人案，等同於選擇，消極殺戮五條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的生命。
這樣的統計，並非憑空杜撰。二○○三年有兩位經濟學者（Mocan&Gittings），使用美國司法部門的各州資料，得到這個結論：每多執行一件死刑，減少五件殺人案；每多一件減刑，就增加五件殺人案，每移除一件死刑判決，增加一件殺人案。他們的數據，後來也有學者為文反駁。我們可以預見這場資料與統計的辯論還會持續下去。
我要說明的是，廢死論者的絕大多數主張，仰賴於這個需要檢證的命題：死刑不能嚇阻殺人案。
今天假使執行一個死刑犯，確實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我們同時考慮廢死論者常提的司法錯判可能性，以及採取替代死刑的社會方案。
假設今年要執行死刑二十個殺人犯，其中司法會錯判四個。沒有廢死刑情況下，假設每年殺人案約五○件，而國家錯殺四人，我們可得出死亡總人數七○人。廢除死刑的話，殺人案件會變成20×5+50=150件，死亡總人數一五○人。政府選擇作為與不作為，可預見的社會後果，不廢死刑死七○人相對於廢死刑死一五○人。即使我們改善了社會，死亡案件從每年五○件壓低到二○件，死刑犯變八人。此改良社會，可預見的執不執行死刑的後果，不廢死刑死二八人相對於廢死刑死六○人。
我們瞭解計算死刑的社會功效的危險性，所以不是要以死刑來減少搶劫、偷竊或強姦等非殺人案，這些刑案或許都比不上單一生命神聖性。可是我們這裡比的是同樣神聖的人命vs.同樣神聖的人命。而且是無可迴避的選擇。無論「無法殺人」是如何高貴的人性表現，廢死論者都無法圓稱自己是不殺人的人。多數司法官無法積極支持廢死，因他們代理社會在第一線親手承擔做兩種殺人者的嚴酷選擇壓力。
當廢死論者願意承認自己寧願選擇消極地殺死一○○人，而非積極地殺死二○人，新的討論議程才將要開展。為什麼積極殺一人比消極殺五人，更無法被接受？統計科學的道德位階為何？台灣關於死刑的統計研究在哪裡？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2010-03-16 中國時報 【陳嘉銘】
死刑存廢議題爭議得沸沸湯湯。支持廢死的主張者，或檢討運動、論述策略、或抱怨民眾情緒反應，讓他們失去討論空間，卻比較少見到他們藉此機會重新檢討自己的信念。
廢死運動的主張特別針對生命和死亡的特性，例如神聖、無限、終極、無法補救等，給予死刑完全不同於其他刑罰的地位。因為這些生命和死亡的特性，廢死運動者主張，如果能夠以其他刑罰（永久隔絕）或方法（減少貧窮），取代死刑的意義或效用，就該以別的刑罰或方法代替。
同時，廢死運動者也常常主張，死刑無助於嚇阻、減少殺人案。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其實正在這裡。如果沒有這個主張作基礎，廢死論者有關生命特性的主張，都會反過來絆倒自己。
如果統計上發現，執行一個死刑犯，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那在選擇執行與不執行之間，就是在選擇一個死刑犯死，或是五個受害者死。差別在於，一者是你透過國家之手積極同意殺人，一者是你消極地放任加害者殺人。即使我們同意生命是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選擇不積極執行死刑，而讓五個人死於殺人案，等同於選擇，消極殺戮五條神聖、無限、終極和無法彌補的生命。
這樣的統計，並非憑空杜撰。二○○三年有兩位經濟學者（Mocan&Gittings），使用美國司法部門的各州資料，得到這個結論：每多執行一件死刑，減少五件殺人案；每多一件減刑，就增加五件殺人案，每移除一件死刑判決，增加一件殺人案。他們的數據，後來也有學者為文反駁。我們可以預見這場資料與統計的辯論還會持續下去。
我要說明的是，廢死論者的絕大多數主張，仰賴於這個需要檢證的命題：死刑不能嚇阻殺人案。
今天假使執行一個死刑犯，確實可以嚇阻減少五件殺人案，我們同時考慮廢死論者常提的司法錯判可能性，以及採取替代死刑的社會方案。
假設今年要執行死刑二十個殺人犯，其中司法會錯判四個。沒有廢死刑情況下，假設每年殺人案約五○件，而國家錯殺四人，我們可得出死亡總人數七○人。廢除死刑的話，殺人案件會變成20×5+50=150件，死亡總人數一五○人。政府選擇作為與不作為，可預見的社會後果，不廢死刑死七○人相對於廢死刑死一五○人。即使我們改善了社會，死亡案件從每年五○件壓低到二○件，死刑犯變八人。此改良社會，可預見的執不執行死刑的後果，不廢死刑死二八人相對於廢死刑死六○人。
我們瞭解計算死刑的社會功效的危險性，所以不是要以死刑來減少搶劫、偷竊或強姦等非殺人案，這些刑案或許都比不上單一生命神聖性。可是我們這裡比的是同樣神聖的人命vs.同樣神聖的人命。而且是無可迴避的選擇。無論「無法殺人」是如何高貴的人性表現，廢死論者都無法圓稱自己是不殺人的人。多數司法官無法積極支持廢死，因他們代理社會在第一線親手承擔做兩種殺人者的嚴酷選擇壓力。
當廢死論者願意承認自己寧願選擇消極地殺死一○○人，而非積極地殺死二○人，新的討論議程才將要開展。為什麼積極殺一人比消極殺五人，更無法被接受？統計科學的道德位階為何？台灣關於死刑的統計研究在哪裡？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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