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民養軍」到「逐民出城」
可見情況是國民黨方面造的因，即「殺民養軍」、「逐民出城」，弄出個爛攤子讓你收。國民黨搶糧食，經過如下：
頒布了「戰時長春糧時管制辦法」，其中規定市民只准自留三個月的口糧，其餘的糧食按議價賣給市政府，「以供軍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隱匿不賣者，一經查獲，除沒收糧食外，還要按軍法懲處。於是，城內居民的糧食被「管制」起來，統一分配，搜括殆盡。
悲劇發生，總要找「原因」，據當時國民黨第一軍頭鄭洞國的回憶：
〔蔣介石〕在電報中除了用好言撫慰我們以外，仍是要我們無論如何要堅守住長春，等待他派大軍前來救援。在給我本人的電報中，蔣先生還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後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結果呢？蔣介石一籌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來。一旦「殺民養軍」的戲碼用到盡頭，「逐民出城」的戲碼就出來了，最後的悲劇證實了兩點：第一、你蔣介石根本不該守長春孤城；第二、你蔣介石根本無力救長春孤城。是你決策的錯誤，責任攸歸，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們無知的龍應台不知道，她只會看「現象」。「現象」就是共產黨不對，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部書的方法架構，這麼頭腦不清的人，居然還要寫書呢。
■長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該守，結果造成圍城慘劇。
□這當然怪蔣介石的頭腦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為了面子、一時的面子。
■國民黨文宣作品，有「蔣總統在軍事上的豐功偉業」這類主題呢。
□在軍事上，守長春是笑話，懂軍事的人都知道是戰史中的笑柄。並且，從戰史中，我們還可領教「飢民戰」的伎倆。凱撒（Caesar）書中記錄：公元前五十二年，蠻族守阿勒西亞（Alesia）城，即驅出城中老弱，到羅馬軍前，乞求一飽。凱撒拒絕收容飢民，因為他看出了這是敵人搞出來的「飢民戰」。
「一九四九」的兵敗山倒
■「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蔣介石雖為軍人，實不知兵，最後導致兵敗山倒。歌頌蔣介石豐功偉業的人，很難想像蔣介石在軍事上多麼外行。至於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原云云，成的並非軍功，而是收買之功、情報之功，實際上，蔣介石並不會打仗。
□黃埔六期的盛文將軍，他是胡宗南的參謀長，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訪問紀錄」中回憶，就變相指出蔣介石不知兵，只會用死守耗盡兵力：
我可以大膽地說，徐蚌會戰是不應該打的，這是政略的錯誤。許多地方我們不應該打而打，應該放棄的地方到處死守。這樣攻占一個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後使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關於這一點共黨就不一樣，他就不願背多餘無益的包袱，隨時保全著實力。到處都要死守，等於和敵人同歸於盡。成都最後是我守的，我當時就反對守成都，守它只有同歸於盡而已。
該看「蕭勁光回憶錄」
還有共產黨那邊的，也要看。據「蕭勁光回憶錄」，特別指出國民黨的難民戰術：
他們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策問題。
共產黨設立了一個「難民處理委員會」：
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畫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像蕭勁光這些資料，所在多有，龍應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與原因、不知道共產黨怎樣搶救難民，就譴責起來了，這種落筆方式，又從何真知「一九四九」呢？胡塗包龍圖龍包圖，把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這叫公正嗎？龍應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獻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關文獻，她談長春，談得太貧乏了。
東北人的苦難見證
■龍應台喜歡用人證，她做訪問「以實其說」呢。
□誰沒人證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時死裡逃生的長春難民。我的老同學吳文立，也是一個。在台中一中，我同吳文立放學走在一起，他講述這一悲劇，他那時十二歲，同母親被趕出長春，國共雙方還在交火，流彈打中他母親，當場斃命。奇怪的是，母親身上都餓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麼血來了。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你知道多少？
■吳文立是東北人？東北人見證歷史見證得最多？
□是，他爸爸吳廣懷是國民黨國大代表，是我父親學生。東北人見證中國本土上的苦難，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就開始了。兩個王八蛋國家打仗，戰場竟在中國領土上，多可惡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人更首當其衝，開始抗日。可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歷史不這麼算，抗戰竟從「七七事變」算起，「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媚日的時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我爸爸的遭遇，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做多少「地下工作」，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台灣。那時我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我爸爸來台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台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我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台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台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台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訪民隱，她不該不訪到這個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這種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這個故事太特殊了。
李敖的爸爸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台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台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台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台灣時才八歲。他在台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裡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台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台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台灣菁英」怎樣姦殺外省女人
□根據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又名「台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台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台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於路旁。
三、又在台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台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台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即被一個台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台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台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姦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姦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姦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台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台灣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台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幸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台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台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姦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姦殺大比賽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台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裡，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台灣菁英」強姦、輪姦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姦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台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裡，「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台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灣人供成「台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台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他們當然是台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台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台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台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台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台灣獨立呢？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台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台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台灣菁英」姦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姦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試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台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姦殺大比賽」，裁判結果，台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裡：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裡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台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台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了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台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姦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杰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裡，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裡，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裡，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裡，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議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於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裡，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姦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斯大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裡行間，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干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於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於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布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杰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杰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但是，王世杰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杰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杰日記」在王世杰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余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余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布文字，抑或是余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裡、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杰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台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涂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兇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灣，台灣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可見情況是國民黨方面造的因，即「殺民養軍」、「逐民出城」，弄出個爛攤子讓你收。國民黨搶糧食，經過如下：
頒布了「戰時長春糧時管制辦法」，其中規定市民只准自留三個月的口糧，其餘的糧食按議價賣給市政府，「以供軍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隱匿不賣者，一經查獲，除沒收糧食外，還要按軍法懲處。於是，城內居民的糧食被「管制」起來，統一分配，搜括殆盡。
悲劇發生，總要找「原因」，據當時國民黨第一軍頭鄭洞國的回憶：
〔蔣介石〕在電報中除了用好言撫慰我們以外，仍是要我們無論如何要堅守住長春，等待他派大軍前來救援。在給我本人的電報中，蔣先生還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後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結果呢？蔣介石一籌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來。一旦「殺民養軍」的戲碼用到盡頭，「逐民出城」的戲碼就出來了，最後的悲劇證實了兩點：第一、你蔣介石根本不該守長春孤城；第二、你蔣介石根本無力救長春孤城。是你決策的錯誤，責任攸歸，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們無知的龍應台不知道，她只會看「現象」。「現象」就是共產黨不對，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部書的方法架構，這麼頭腦不清的人，居然還要寫書呢。
■長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該守，結果造成圍城慘劇。
□這當然怪蔣介石的頭腦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為了面子、一時的面子。
■國民黨文宣作品，有「蔣總統在軍事上的豐功偉業」這類主題呢。
□在軍事上，守長春是笑話，懂軍事的人都知道是戰史中的笑柄。並且，從戰史中，我們還可領教「飢民戰」的伎倆。凱撒（Caesar）書中記錄：公元前五十二年，蠻族守阿勒西亞（Alesia）城，即驅出城中老弱，到羅馬軍前，乞求一飽。凱撒拒絕收容飢民，因為他看出了這是敵人搞出來的「飢民戰」。
「一九四九」的兵敗山倒
■「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蔣介石雖為軍人，實不知兵，最後導致兵敗山倒。歌頌蔣介石豐功偉業的人，很難想像蔣介石在軍事上多麼外行。至於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原云云，成的並非軍功，而是收買之功、情報之功，實際上，蔣介石並不會打仗。
□黃埔六期的盛文將軍，他是胡宗南的參謀長，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訪問紀錄」中回憶，就變相指出蔣介石不知兵，只會用死守耗盡兵力：
我可以大膽地說，徐蚌會戰是不應該打的，這是政略的錯誤。許多地方我們不應該打而打，應該放棄的地方到處死守。這樣攻占一個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後使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關於這一點共黨就不一樣，他就不願背多餘無益的包袱，隨時保全著實力。到處都要死守，等於和敵人同歸於盡。成都最後是我守的，我當時就反對守成都，守它只有同歸於盡而已。
該看「蕭勁光回憶錄」
還有共產黨那邊的，也要看。據「蕭勁光回憶錄」，特別指出國民黨的難民戰術：
他們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策問題。
共產黨設立了一個「難民處理委員會」：
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畫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像蕭勁光這些資料，所在多有，龍應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與原因、不知道共產黨怎樣搶救難民，就譴責起來了，這種落筆方式，又從何真知「一九四九」呢？胡塗包龍圖龍包圖，把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這叫公正嗎？龍應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獻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關文獻，她談長春，談得太貧乏了。
東北人的苦難見證
■龍應台喜歡用人證，她做訪問「以實其說」呢。
□誰沒人證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時死裡逃生的長春難民。我的老同學吳文立，也是一個。在台中一中，我同吳文立放學走在一起，他講述這一悲劇，他那時十二歲，同母親被趕出長春，國共雙方還在交火，流彈打中他母親，當場斃命。奇怪的是，母親身上都餓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麼血來了。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你知道多少？
■吳文立是東北人？東北人見證歷史見證得最多？
□是，他爸爸吳廣懷是國民黨國大代表，是我父親學生。東北人見證中國本土上的苦難，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就開始了。兩個王八蛋國家打仗，戰場竟在中國領土上，多可惡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人更首當其衝，開始抗日。可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歷史不這麼算，抗戰竟從「七七事變」算起，「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媚日的時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我爸爸的遭遇，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做多少「地下工作」，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台灣。那時我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我爸爸來台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台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我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台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台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台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訪民隱，她不該不訪到這個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這種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這個故事太特殊了。
李敖的爸爸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台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台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台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台灣時才八歲。他在台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裡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台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台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台灣菁英」怎樣姦殺外省女人
□根據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又名「台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台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台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於路旁。
三、又在台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台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台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即被一個台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台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台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姦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姦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姦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台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台灣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台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幸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台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台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姦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姦殺大比賽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台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裡，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台灣菁英」強姦、輪姦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姦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台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裡，「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台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灣人供成「台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台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他們當然是台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台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台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台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台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台灣獨立呢？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台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台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台灣菁英」姦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姦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試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台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姦殺大比賽」，裁判結果，台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裡：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裡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台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台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了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台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姦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杰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裡，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裡，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裡，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裡，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議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於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裡，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姦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斯大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裡行間，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干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於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於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布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杰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杰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但是，王世杰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杰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杰日記」在王世杰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余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余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布文字，抑或是余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裡、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杰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台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涂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兇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灣，台灣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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