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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在國際舞臺上是稍顯安靜的小國家，和平可說是她的同義詞。挪威國民也常自嘲，一年中全球會將目光放到挪威的時刻，也不過就是十月初與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公佈與頒獎的日子。
七月下旬，我結束了一年在挪威奧斯陸的交換學生生活。回台灣不到一週，挪威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屠殺案和爆炸事件，在這場驚駭的噩耗中，按照人口比例計算，挪威失去了相當於美國九一一事件中兩倍的國民。
這次的挪威事件，在台灣亦引發了人們諸多討論，但似乎集中在關切兇手將會得到的懲罰上；也有社論將挪威發生屠殺，和挪威「沒有死刑而僅有廿一年有期徒刑」的刑事政策做了連結，認為是因為刑罰不夠重才會發生屠殺。（註一）
許多中文報導的陳述，和我所認知的挪威有所出入。雖然在挪威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對挪威文化有全面深邃的瞭解，我仍想就這一年居住在挪威的經驗，和大家分享我所認識的挪威；以及在本次事件後，挪威社會是否真如傳聞所言，「要求嚴刑峻罰的呼聲高漲」了？
挪威首都奧斯陸：開放融合的民族熔爐
這次屠殺和爆炸案的嫌疑人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其做案動機是「反伊斯蘭教徒移民」。移民政策是歐洲近年的爭議性議題，也是各個政黨提出的政策重點，挪威的移民政策相對寬容，這點從奧斯陸的市容中就一覽無遺。
奧斯陸存在各式各樣的人種，且亞裔、非裔和中東人不在少數，推翻了原先我對北歐國家的人都是「金色頭髮與水藍色眼珠，配上蒼白肌膚」的想像。奧斯陸有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移民，以巴基斯坦移民最多，接下來是索馬利亞、瑞典，以及波蘭人等。這是因為挪威曾經接收過相當多的難民，也有許多外籍勞工在奧斯陸進行短期工作。
移民一多，也容易形成特定的生活區域，例如我在奧斯陸最常活動的區域Gronland，那裡有許多中東和越南移民開的蔬果店，也可以買到許多亞洲的調味料，是奧斯陸平價的雜貨購物區。雖然顧客和業者都以非挪威人居多，但挪威人也會到此購物，大家皆以挪威語溝通，並沒有因此形成封閉的生活圈。
自從來到挪威，我對「挪威人」，或是對「某某國人」的定義開始改變。有一天在機場和一名黑人男子用英語聊天，我詢問對方來自哪裡？並且先入為主的預期，會聽到一個印象模糊的非洲國家。然而對方表示自己是個在挪威的大城市史塔萬格出生，在當地上學、到奧斯陸就業，並和德籍女子結婚的挪威人，他平常講挪威語，是因為配合我才用英語溝通。
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儘管台灣也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卻仍然把外表和國家認同理所當然的連結起來。當這個人出生在此地，使用當地的語言，在當地生活，認同感當然也是來自此地，膚色、日常服裝似乎沒有這麼重要。
在七月廿二日的慘案發生後，挪威伊斯蘭議會的領導人持續公開聲明，除了譴責暴力罪行，也一再強調，所有伊斯蘭教徒（或是巴基斯坦等中東移民）都非常驕傲自己是挪威人。
挪威當然也潛伏著族群衝突問題，但我看到的是，大部分本地人對外來移民是開放的態度，而移民通常也積極的融入挪威社會。
挪威的互信文化與人道的監獄系統
剛到奧斯陸時，在旅遊中心的小冊子上，發現奧斯陸竟然也有個納粹屠殺紀念中心，（雖然受害的規模比東歐小許多，但挪威也有被納粹占領過，當時的挪威王室和政府還流亡到英國。）興沖沖購票入場時，卻發現自己忘記帶學生證。沒想到，櫃台工作人員微笑說「我相信妳」，就直接算我學生票的價格。
「有時候，你必須要能夠相信別人。」工作人員又補了一句。
我常常在一些類似的生活小細節中，發現挪威社會對一般人普遍信任的風氣。挪威社會科學數據中心（Norwegian Social Science Data Service）對歐洲國家進行「國民對他人信任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七七％的挪威人，認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是可以信任的（註二）。挪威人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好人；對於壞人，挪威人相信他們有機會變成好人。
在挪威，監獄依照安全戒備的嚴格成度，分成不同等級。大部分的受刑人—尤其是從事暴力犯罪，具有危險性者—一開始會被送到高度戒備且限制較多的監獄，之後獄方會裁量受刑人在獄中的表現，如可以控制情緒等，將其送往低度安全戒備監獄。
受刑人若認為自己已有能力，可生活在和一般社會相類似的低度安全戒備監獄，也隨時可以自行申請轉監。如果受刑人一直沒有申請轉監，而待在高度安全戒備監獄，法律也有規定在受刑人服刑的最後一年，獄方必須要審慎考慮是否將受刑人轉往低度安全戒備監獄。受刑人會被逐漸給予愈來愈多的自由，使之刑滿時可以順利回歸社會。
挪威有卅六％的監獄是低度安全戒備監獄。以距離首都奧斯陸的 Bastoy 監獄為例，Bastoy 監獄位於奧斯陸南方七十五公里的一個小島，島上一一五名男性受刑人多曾犯下重大暴力犯罪，例如殺人或強制性交。平常有將近七十名獄警，但晚上只會有五名監獄官留在島上過夜，一般獄警下午三點下班，週末放假（註三）。受刑人和獄警之間以彼此的姓氏相稱。若沒有必要，獄警不會佩槍，因為會造成和受刑人之間「不必要的距離」。
Bastoy 監獄的目的，是訓練受刑人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讓受刑人成功的回到正常社會。訓練方式是從日常生活做起，受刑人住在類似大學宿舍的「牢房」中，自行料理三餐（當然可以使用刀具）。每個人都有私人的空間，獄警定期巡視的目的，也僅為了確認受刑人具有打理生活的能力。Bastoy有足夠的自然空間可以從事農產和畜牧。受刑人被要求種植蔬果和飼養一種動物，從照顧動植物中學習負擔責任。
挪威的監獄總是被評價得比五星級飯店還高級，來參訪的學者、媒體和政府官員絡繹不絕，有人欽羨，也有人揶揄。可事實擺在眼前：挪威社會安全指標即使和犯罪率偏低的歐洲國家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受刑人出獄的再犯率是二十％，而英國和美國的再犯率約為 50％。挪威也擁有全歐洲最低的監禁比例，萬分之六‧六，只有英國的一半。
挪威人相信他人，因為互信，所以不用特別防著其他人，社會就減少了許多基於防衛他人而生的成本。挪威法務部的官員認為，對受刑人的處罰是讓他們失去自由，而不是讓他們失去尊嚴；挪威人也相信不管是甚麼樣的犯罪者，都要給予人道的對待，才可以讓他們真正的改過自新並且重新融入社會。
有人說挪威人太過天真，給壞人這麼好的待遇。我卻覺得這恰巧顯示出挪威人務實的態度，因為犯罪問題是一定會存在的，將犯罪者掃到社會邊緣並眼不見為淨，只顯示了政府對犯罪問題的無能為力。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犯罪者關一輩子，無論是基於人道考量或是實際運作可行性。（註四）
劫後：挪威的價值堅守和自我療傷
許多人權保障措施，在遇到意外的時候才能見真章。挪威的屠殺和爆炸事件，一再被與美國九一一事件類比，全世界都在關注：挪威是否會因為這次的創傷，改變原來和平互信的社會風氣？
到目前為止，挪威政府和人民，展現了他們對自己價值觀的堅守。
挪威的政治人物以作風清廉樸實著名。總理假日爬山只有兩名隨扈同行（註五）；國際機場沒有貴賓室，政府要員和一般老百姓一同候機。七月廿二日在政府大樓爆炸的消息傳出當天，挪威政府快速做了決定：不會增加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的安全保護。因為他們定位挪威為一個和平開放的國家，不希望因為恐怖攻擊後，就將國家的氣氛帶到戰爭時期。
挪威最重的刑罰只有廿一年監禁，實際執行通常只有三分之二判決刑期（註六），是否會因為這次重大事件，而開始改變刑罰和刑事政策，成為各界觀察的重點。
挪威近年來將「違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納入法律中，但違反人道罪通常是用在大規模、有滅絕特定族群意圖的案件中；挪威並沒有處理過類似案件的先例，再加上本次案件的受害者非常多，檢察官預計明年才可以完成起訴。嫌犯會被挪威官方求處什麼刑罰，目前尚屬未知，但若是根據違反人道罪，最多可以判處三十年徒刑。
挪威民間方面，和很多華文媒體所報導的不同，一項 facebook 的民調指出，80％的受訪者反對挪威重啟死刑。另外，還有近四萬人加入了 facebook 上「聲援事件加害人布雷維克的母親」社團，因為兇手的母親也為了這次發生的悲劇心碎。
我詢問了數名挪威朋友，挪威是否有任何「要求死刑恢復」的聲浪？紛紛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註八）。其中一個朋友甚至感覺到：「許多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更意識到不應該恢復死刑。」因為，事件的嫌犯布雷維克被捕後，尚企圖於法庭上宣揚他「反移民」和「建立只有白人的歐洲」理念，他的目的是得到宣傳思想的舞台、吸引更多人支持他種族主義的想法；他很有可能根本不怕任何刑罰，若處以死刑，甚至增添了他的「烈士」形象。
一名自小移民挪威的台灣朋友說：「廿一年、三十年、五十年，有差別嗎？對兇手來說沒太大差別。社會也沒有在談這些，現在重要的，又不是談他應該被判什麼刑。」
事件發生一週後，挪威社會已經很少在討論案件本身。挪威人對暴力的回應，不是對兇手的憤怒，而是著重在對受難者的默哀（註九），和提供受難家屬們關切及幫助。
挪威總理 Jens Stoltenberg 在事件發生後，馬上表示對警方及所有救難人員的感謝，面對救援緩慢以造成屠殺擴大的質疑，總理表示日後的檢討是必須的，但目前應以幫助所有受難者及其家屬為重心。
爆炸和屠殺讓許多生命消逝了，但挪威社會不願因此失去更多重要的東西。
挪威總理在事件發生後的公開演講（註十），恰如其分的詮釋了挪威堅持的價值：「我們將展現給世界看，當挪威受到挑戰時，我們的民主將會變得更堅固。我們將逮捕犯罪人並將之繩之以法…今晚最重要的是拯救生命，照顧受害者及其親人。我們永不放棄我們所持的價值。我們也需要證明我們的社會可以開放的通過此考驗。對暴力的回應，就是更多民主，和更多人道，但永不天真。」
挪威，在國際舞臺上是稍顯安靜的小國家，和平可說是她的同義詞。挪威國民也常自嘲，一年中全球會將目光放到挪威的時刻，也不過就是十月初與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公佈與頒獎的日子。
七月下旬，我結束了一年在挪威奧斯陸的交換學生生活。回台灣不到一週，挪威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屠殺案和爆炸事件，在這場驚駭的噩耗中，按照人口比例計算，挪威失去了相當於美國九一一事件中兩倍的國民。
這次的挪威事件，在台灣亦引發了人們諸多討論，但似乎集中在關切兇手將會得到的懲罰上；也有社論將挪威發生屠殺，和挪威「沒有死刑而僅有廿一年有期徒刑」的刑事政策做了連結，認為是因為刑罰不夠重才會發生屠殺。（註一）
許多中文報導的陳述，和我所認知的挪威有所出入。雖然在挪威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對挪威文化有全面深邃的瞭解，我仍想就這一年居住在挪威的經驗，和大家分享我所認識的挪威；以及在本次事件後，挪威社會是否真如傳聞所言，「要求嚴刑峻罰的呼聲高漲」了？
挪威首都奧斯陸：開放融合的民族熔爐
這次屠殺和爆炸案的嫌疑人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其做案動機是「反伊斯蘭教徒移民」。移民政策是歐洲近年的爭議性議題，也是各個政黨提出的政策重點，挪威的移民政策相對寬容，這點從奧斯陸的市容中就一覽無遺。
奧斯陸存在各式各樣的人種，且亞裔、非裔和中東人不在少數，推翻了原先我對北歐國家的人都是「金色頭髮與水藍色眼珠，配上蒼白肌膚」的想像。奧斯陸有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移民，以巴基斯坦移民最多，接下來是索馬利亞、瑞典，以及波蘭人等。這是因為挪威曾經接收過相當多的難民，也有許多外籍勞工在奧斯陸進行短期工作。
移民一多，也容易形成特定的生活區域，例如我在奧斯陸最常活動的區域Gronland，那裡有許多中東和越南移民開的蔬果店，也可以買到許多亞洲的調味料，是奧斯陸平價的雜貨購物區。雖然顧客和業者都以非挪威人居多，但挪威人也會到此購物，大家皆以挪威語溝通，並沒有因此形成封閉的生活圈。
自從來到挪威，我對「挪威人」，或是對「某某國人」的定義開始改變。有一天在機場和一名黑人男子用英語聊天，我詢問對方來自哪裡？並且先入為主的預期，會聽到一個印象模糊的非洲國家。然而對方表示自己是個在挪威的大城市史塔萬格出生，在當地上學、到奧斯陸就業，並和德籍女子結婚的挪威人，他平常講挪威語，是因為配合我才用英語溝通。
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儘管台灣也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卻仍然把外表和國家認同理所當然的連結起來。當這個人出生在此地，使用當地的語言，在當地生活，認同感當然也是來自此地，膚色、日常服裝似乎沒有這麼重要。
在七月廿二日的慘案發生後，挪威伊斯蘭議會的領導人持續公開聲明，除了譴責暴力罪行，也一再強調，所有伊斯蘭教徒（或是巴基斯坦等中東移民）都非常驕傲自己是挪威人。
挪威當然也潛伏著族群衝突問題，但我看到的是，大部分本地人對外來移民是開放的態度，而移民通常也積極的融入挪威社會。
挪威的互信文化與人道的監獄系統
剛到奧斯陸時，在旅遊中心的小冊子上，發現奧斯陸竟然也有個納粹屠殺紀念中心，（雖然受害的規模比東歐小許多，但挪威也有被納粹占領過，當時的挪威王室和政府還流亡到英國。）興沖沖購票入場時，卻發現自己忘記帶學生證。沒想到，櫃台工作人員微笑說「我相信妳」，就直接算我學生票的價格。
「有時候，你必須要能夠相信別人。」工作人員又補了一句。
我常常在一些類似的生活小細節中，發現挪威社會對一般人普遍信任的風氣。挪威社會科學數據中心（Norwegian Social Science Data Service）對歐洲國家進行「國民對他人信任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七七％的挪威人，認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是可以信任的（註二）。挪威人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好人；對於壞人，挪威人相信他們有機會變成好人。
在挪威，監獄依照安全戒備的嚴格成度，分成不同等級。大部分的受刑人—尤其是從事暴力犯罪，具有危險性者—一開始會被送到高度戒備且限制較多的監獄，之後獄方會裁量受刑人在獄中的表現，如可以控制情緒等，將其送往低度安全戒備監獄。
受刑人若認為自己已有能力，可生活在和一般社會相類似的低度安全戒備監獄，也隨時可以自行申請轉監。如果受刑人一直沒有申請轉監，而待在高度安全戒備監獄，法律也有規定在受刑人服刑的最後一年，獄方必須要審慎考慮是否將受刑人轉往低度安全戒備監獄。受刑人會被逐漸給予愈來愈多的自由，使之刑滿時可以順利回歸社會。
挪威有卅六％的監獄是低度安全戒備監獄。以距離首都奧斯陸的 Bastoy 監獄為例，Bastoy 監獄位於奧斯陸南方七十五公里的一個小島，島上一一五名男性受刑人多曾犯下重大暴力犯罪，例如殺人或強制性交。平常有將近七十名獄警，但晚上只會有五名監獄官留在島上過夜，一般獄警下午三點下班，週末放假（註三）。受刑人和獄警之間以彼此的姓氏相稱。若沒有必要，獄警不會佩槍，因為會造成和受刑人之間「不必要的距離」。
Bastoy 監獄的目的，是訓練受刑人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讓受刑人成功的回到正常社會。訓練方式是從日常生活做起，受刑人住在類似大學宿舍的「牢房」中，自行料理三餐（當然可以使用刀具）。每個人都有私人的空間，獄警定期巡視的目的，也僅為了確認受刑人具有打理生活的能力。Bastoy有足夠的自然空間可以從事農產和畜牧。受刑人被要求種植蔬果和飼養一種動物，從照顧動植物中學習負擔責任。
挪威的監獄總是被評價得比五星級飯店還高級，來參訪的學者、媒體和政府官員絡繹不絕，有人欽羨，也有人揶揄。可事實擺在眼前：挪威社會安全指標即使和犯罪率偏低的歐洲國家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受刑人出獄的再犯率是二十％，而英國和美國的再犯率約為 50％。挪威也擁有全歐洲最低的監禁比例，萬分之六‧六，只有英國的一半。
挪威人相信他人，因為互信，所以不用特別防著其他人，社會就減少了許多基於防衛他人而生的成本。挪威法務部的官員認為，對受刑人的處罰是讓他們失去自由，而不是讓他們失去尊嚴；挪威人也相信不管是甚麼樣的犯罪者，都要給予人道的對待，才可以讓他們真正的改過自新並且重新融入社會。
有人說挪威人太過天真，給壞人這麼好的待遇。我卻覺得這恰巧顯示出挪威人務實的態度，因為犯罪問題是一定會存在的，將犯罪者掃到社會邊緣並眼不見為淨，只顯示了政府對犯罪問題的無能為力。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犯罪者關一輩子，無論是基於人道考量或是實際運作可行性。（註四）
劫後：挪威的價值堅守和自我療傷
許多人權保障措施，在遇到意外的時候才能見真章。挪威的屠殺和爆炸事件，一再被與美國九一一事件類比，全世界都在關注：挪威是否會因為這次的創傷，改變原來和平互信的社會風氣？
到目前為止，挪威政府和人民，展現了他們對自己價值觀的堅守。
挪威的政治人物以作風清廉樸實著名。總理假日爬山只有兩名隨扈同行（註五）；國際機場沒有貴賓室，政府要員和一般老百姓一同候機。七月廿二日在政府大樓爆炸的消息傳出當天，挪威政府快速做了決定：不會增加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的安全保護。因為他們定位挪威為一個和平開放的國家，不希望因為恐怖攻擊後，就將國家的氣氛帶到戰爭時期。
挪威最重的刑罰只有廿一年監禁，實際執行通常只有三分之二判決刑期（註六），是否會因為這次重大事件，而開始改變刑罰和刑事政策，成為各界觀察的重點。
挪威近年來將「違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納入法律中，但違反人道罪通常是用在大規模、有滅絕特定族群意圖的案件中；挪威並沒有處理過類似案件的先例，再加上本次案件的受害者非常多，檢察官預計明年才可以完成起訴。嫌犯會被挪威官方求處什麼刑罰，目前尚屬未知，但若是根據違反人道罪，最多可以判處三十年徒刑。
挪威民間方面，和很多華文媒體所報導的不同，一項 facebook 的民調指出，80％的受訪者反對挪威重啟死刑。另外，還有近四萬人加入了 facebook 上「聲援事件加害人布雷維克的母親」社團，因為兇手的母親也為了這次發生的悲劇心碎。
我詢問了數名挪威朋友，挪威是否有任何「要求死刑恢復」的聲浪？紛紛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註八）。其中一個朋友甚至感覺到：「許多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更意識到不應該恢復死刑。」因為，事件的嫌犯布雷維克被捕後，尚企圖於法庭上宣揚他「反移民」和「建立只有白人的歐洲」理念，他的目的是得到宣傳思想的舞台、吸引更多人支持他種族主義的想法；他很有可能根本不怕任何刑罰，若處以死刑，甚至增添了他的「烈士」形象。
一名自小移民挪威的台灣朋友說：「廿一年、三十年、五十年，有差別嗎？對兇手來說沒太大差別。社會也沒有在談這些，現在重要的，又不是談他應該被判什麼刑。」
事件發生一週後，挪威社會已經很少在討論案件本身。挪威人對暴力的回應，不是對兇手的憤怒，而是著重在對受難者的默哀（註九），和提供受難家屬們關切及幫助。
挪威總理 Jens Stoltenberg 在事件發生後，馬上表示對警方及所有救難人員的感謝，面對救援緩慢以造成屠殺擴大的質疑，總理表示日後的檢討是必須的，但目前應以幫助所有受難者及其家屬為重心。
爆炸和屠殺讓許多生命消逝了，但挪威社會不願因此失去更多重要的東西。
挪威總理在事件發生後的公開演講（註十），恰如其分的詮釋了挪威堅持的價值：「我們將展現給世界看，當挪威受到挑戰時，我們的民主將會變得更堅固。我們將逮捕犯罪人並將之繩之以法…今晚最重要的是拯救生命，照顧受害者及其親人。我們永不放棄我們所持的價值。我們也需要證明我們的社會可以開放的通過此考驗。對暴力的回應，就是更多民主，和更多人道，但永不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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