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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8 中國時報 【黃丞儀】
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當中，在哲學上最有力的就是所謂的死刑「恫嚇論」，其主張為「國家執行一件死刑，可以嚇阻數件殺人案，進而保障更多人命」。此一主張援引不少美國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證明「恫嚇效果」確實存在。但是這些數據具有高度爭議性，賓大華頓商學院的經濟學家Justin Wolfers曾指出他們在統計上的種種謬誤。
退一步言，假使統計分析無誤，「恫嚇論」是否真如其主張者所言，無論本務論者或功效主義者都必須接受死刑，因為可以保障更多的生命？廢死運動可以提出的初步回應是：這種以結果來正當化手段的「後果說」，將開啟「潘朵拉的盒子」。依其邏輯推演：如果剁掉雙手可以嚇阻犯罪，進而保障更多的人免於犯罪侵害，肉刑在道德上就有被證立的基礎。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為了要讓死刑產生更大的恫嚇效果，可以藉由公開死刑的執行，甚至加強死刑的慘狀，讓人民產生害怕與敬畏，因此保障更多人的生命。
但是，刑罰不斷加重，或者不斷殘酷化，大家都會被恫嚇得不去犯罪嗎？如果是的話，國家應該要儘速提升死刑的執行數量，因為假設一個死刑可以嚇阻五個殺人行為，國家只執行九十九個死刑，而非一百個，或五百個，那就有愧於保障人民生命的職責。「恫嚇論」推演到極端就是，越多的死刑可以保障越多的人民。事實上，當犯罪所能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於生命時，死刑恐怕一點嚇阻效果也沒有用。比如說革命帶來的政治理想實現，或是為了宗教而打的聖戰，都讓人無畏於死刑。
再者，如果一個人活著已沒有太大意義，死刑對他恐怕也沒有恫嚇效果。因此，「殺一儆五」只存在於生命等價的狀況下，當社會經濟條件的惡化讓人的生命價值感大幅降低，恫嚇論也無法成立。最重要的是，如果犯罪被捕的機率太低，只依賴死刑，恐怕潛在犯罪人也不見得會受到嚇阻，因為就算有死刑，被抓到的機率還是太低。從而恫嚇論，不但不會保障更多人命，反而成為檢警刑事偵查技巧不求長進的藉口，更添潦草辦案下的冤魂。
說到底，死刑如果沒有恫嚇效果的話，就只剩毀滅的意義：讓犯人終極地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但是終極毀滅是嚇阻論者不想談，也不願意去談的。因為那在道德評價上，是以殺止殺，是等價的殺戮行為，沒有「殺一儆五」的效果，從而沒有辦法積極地證立國家殺人的正當性。
其實，廢死論者和反廢死論者是有共同交集的。大家相同的關懷是如何讓社會更安全，讓我們的生活可以免於恐懼。但是，死刑在道德上是否能夠被證成，充滿爭議。倘若撇開這些道德、宗教和政治上的爭論，而採取一種務實主義（pragmatism）的看法，進一步可以問：有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可以取代死刑，而且確保社會安全？刑事制度應該如何強化被害者的權益保障？如此將可帶入更多層面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設計，讓廢死爭議從抽象的「理念」雲端走向細膩的政策比較、選擇，也才能照見具體的現實黑暗。廢除死刑不應是個是非題，而是複雜的人生選擇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0-04-08 中國時報 【黃丞儀】
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當中，在哲學上最有力的就是所謂的死刑「恫嚇論」，其主張為「國家執行一件死刑，可以嚇阻數件殺人案，進而保障更多人命」。此一主張援引不少美國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證明「恫嚇效果」確實存在。但是這些數據具有高度爭議性，賓大華頓商學院的經濟學家Justin Wolfers曾指出他們在統計上的種種謬誤。
退一步言，假使統計分析無誤，「恫嚇論」是否真如其主張者所言，無論本務論者或功效主義者都必須接受死刑，因為可以保障更多的生命？廢死運動可以提出的初步回應是：這種以結果來正當化手段的「後果說」，將開啟「潘朵拉的盒子」。依其邏輯推演：如果剁掉雙手可以嚇阻犯罪，進而保障更多的人免於犯罪侵害，肉刑在道德上就有被證立的基礎。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為了要讓死刑產生更大的恫嚇效果，可以藉由公開死刑的執行，甚至加強死刑的慘狀，讓人民產生害怕與敬畏，因此保障更多人的生命。
但是，刑罰不斷加重，或者不斷殘酷化，大家都會被恫嚇得不去犯罪嗎？如果是的話，國家應該要儘速提升死刑的執行數量，因為假設一個死刑可以嚇阻五個殺人行為，國家只執行九十九個死刑，而非一百個，或五百個，那就有愧於保障人民生命的職責。「恫嚇論」推演到極端就是，越多的死刑可以保障越多的人民。事實上，當犯罪所能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於生命時，死刑恐怕一點嚇阻效果也沒有用。比如說革命帶來的政治理想實現，或是為了宗教而打的聖戰，都讓人無畏於死刑。
再者，如果一個人活著已沒有太大意義，死刑對他恐怕也沒有恫嚇效果。因此，「殺一儆五」只存在於生命等價的狀況下，當社會經濟條件的惡化讓人的生命價值感大幅降低，恫嚇論也無法成立。最重要的是，如果犯罪被捕的機率太低，只依賴死刑，恐怕潛在犯罪人也不見得會受到嚇阻，因為就算有死刑，被抓到的機率還是太低。從而恫嚇論，不但不會保障更多人命，反而成為檢警刑事偵查技巧不求長進的藉口，更添潦草辦案下的冤魂。
說到底，死刑如果沒有恫嚇效果的話，就只剩毀滅的意義：讓犯人終極地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但是終極毀滅是嚇阻論者不想談，也不願意去談的。因為那在道德評價上，是以殺止殺，是等價的殺戮行為，沒有「殺一儆五」的效果，從而沒有辦法積極地證立國家殺人的正當性。
其實，廢死論者和反廢死論者是有共同交集的。大家相同的關懷是如何讓社會更安全，讓我們的生活可以免於恐懼。但是，死刑在道德上是否能夠被證成，充滿爭議。倘若撇開這些道德、宗教和政治上的爭論，而採取一種務實主義（pragmatism）的看法，進一步可以問：有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可以取代死刑，而且確保社會安全？刑事制度應該如何強化被害者的權益保障？如此將可帶入更多層面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設計，讓廢死爭議從抽象的「理念」雲端走向細膩的政策比較、選擇，也才能照見具體的現實黑暗。廢除死刑不應是個是非題，而是複雜的人生選擇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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