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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楊科提著耗費了5年光陰完成的研究專著《風雅之頌》的書稿回到家時,迎接他的竟然是妻子與副校長赤條條躺在床上的葷景。
很快,像一條邋遢狗,楊科副教授被清燕大學的領導們踢出了學校——他們舉手錶決,集體決定把他送進學校的附屬精神病院。 原因不過是楊科無知地做了一回英雄而已,他帶領學生抗擊沙塵暴一夜成名。
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長指派給病人們講解《詩經》,竟得到大學裡從未有過的禮遇——病人們反響無比強烈,掌聲雷動。 楊科趕緊落荒而逃,回到耙耬山深處的老家寺村。 縣城天堂街的那些坐檯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學生、最熱忱的知己。
可是,他的《風雅之頌》成了人家(妻子趙茹萍)的《完園之詩》,初戀情人也死了,楊科又愛上了她的女兒,在她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楊科掐死了新郎,領著天堂街的小姐們和一批專家、教授逃向“詩經古城”……繼續朝著被孔子刪掉的冥冥存在的《 詩經 》遺篇逃亡。
讀者評論
小說尚未出版,就引發全面爭論! 褻瀆、被褻瀆,侵犯、被侵犯閻連科,用他的唾沫給時代消毒! 中國荒誕現實主義大師。 鈍刀割肉,佛頭作糞。 楊科——在現實巨大的荒謬圍剿下。 一個正統知識分子無法堅守他的“風雅”,當現實感一點一滴地遺漏,等待他的只有虛無與幻滅。 李廣智——他把著通往知識的黑暗隧道,見機行事,要光就點火要錢就關燈。 趙茹萍——她是楊科的妻子。 她是校長李廣智的情婦,她是老教授的女兒,她是最知道學生們需要什麼的躥紅教授。 清燕大學——學問的關鍵,在於如何放棄,如何妥協,如何堅持必須的共謀——他們舉手錶決把楊科送進精神病院堪稱一次完美之舉。
閻連科否認新作《 風雅頌 》詆毀北大
作家閻連科創作的最新長篇小說《風雅頌》日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小說講述了一個大學教授楊科在家庭、愛情、事業諸方面悲情而又荒誕的遭遇。 有網友撰文稱,閻連科在這部新作中詆毀北京大學並影射知識分子。 對此,閻連科接受采訪時堅決否認。 他表示他對大學不熟悉,也無意影射任何知識分子。 他還提醒讀者,該書是他個人的精神自傳,但書中的故事情節卻不是他的親身經歷,“精神內核是自己的,故事卻是虛構的。”


緣起“回家”意願促使寫作 閻連科說,《風雅頌》是他多年來一直想寫卻沒寫出來的一個長篇。 “儘管這些年,我依靠寫作在北京立住腳跟,建立家庭,說起來我還是個作家,卻連給我的那些在鄉村的侄男甥女們安排打工的能力都欠缺,就忽然覺得,我的前半生過得如此沒有意義。30年的奮鬥,除了收穫一身的疲憊和疾病,其餘一無所獲,只剩下那些招惹是非的文字,總感覺生活在一種不確定的'漂浮'中。”這些年,他腦子裡不斷生出要離開北京、回老家打發餘生的念頭,儘管老家也並非是昔日的老家,故鄉的面貌、人的精神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回家”的意願越積越厚,小說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晰,“只是苦於找不到一個好的表達方式。”閻連科說,“有一次與一個朋友閒聊,他突然把話題轉到了《詩經》上,我一下子來了靈感:何不將《詩經》裡與小說情節大致有關聯的篇什作為小說各章節的標題?而小說主人公的身份就擬為教《詩經》的大學教授?如此一來,《詩經》就成為了《風雅頌》的一個線索,且與小說本身的故事形成互文效果。”確定了寫作思路後,一切迎刃而解,大約用了大半年時間他就將小說完成了。
故事無意影射任何知識分子
由於小說主人公是大學教授,故事發生的背景也設置在大學裡,且對包括楊科本人、妻子趙茹萍、副校長李廣智等人給予了猛烈批判。 通過對他們種種醜行的描寫,試圖揭露他們作為偽知識分子的一面。
一位名叫“免跳”的網友,在西祠胡同上發表了一篇網文《我憤怒:閻連科在〈風雅頌〉中詆毀北大! 》。 文中稱,“他幾乎在杜撰詆毀我的母校!書中只不過把北京大學改成了清燕大學,把未名湖改成荷湖……小說中的清燕大學簡直莫名其妙,大概在閻連科的眼裡所有大學裡的老師都是偽知識分子”。
對此說法,閻連科給予否認:“其實當初在選擇小說主人公的身份時,我也顧慮重重,既然我把它作為我的精神自傳,那麼選擇主人公的身份為作家吧,就顯得我很自戀。思前想後就讓他以大學教授的面目出現,因為這一職業與我的身份大致相近。”
閻連科說,那些認為他貶損知識分子的人顯然是高看他了,“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與力量,我只是寫我自己,我只是描寫了我自己飄浮的內心;只是體會到自己做人的無能與無力,並因此常常感到一種來自心底的噁心。我無意影射任何知識分子。”閻連科認為,他不熟悉大學,他在《風雅頌》中所寫的鄉村也不是現實中的鄉村, “我筆下的'大學'和'鄉村'由此不類不倫,如果有人對號入座那將是最大的荒誕。”
人物楊科人生境遇與我相仿
在《風雅頌》中,主人公楊科人格有些分裂、缺乏擔當;副校長李廣智,他把著通往知識的黑暗隧道,是個內心膽小,愛見機行事,要光就點火、要錢就關燈的人物;楊科的妻子趙茹萍為了升遷不惜做了李廣智的情婦。 至於清燕大學,該校老師做學問的關鍵在於學會如何放棄、如何妥協、如何堅持必須的共謀。
“楊科的性格中有我的影子投射。”閻連科說,“我不算知識分子,可我懦弱、浮誇、崇拜權力,很少承擔,躲閃落下的災難,逃避應有的責任,甚至對生活中那些敢作敢為的嫖客和盜賊都懷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還有那些博學的知識分子們相比,他們有的缺點我有,他們沒有的缺點,我也有。我和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從心里相信,我自己是個無能無用的人,閒餘而多餘的人。我的人生情境大致與楊科相仿。”
對於《風雅頌》中楊科大戰沙塵暴、在大學課堂不受歡迎的《詩經》講解課卻在精神病院獲得禮遇等情節,一些讀者表示不可思議。 對此,閻連科解釋說,在這部小說中,他應用了荒誕手法來講述故事,並讓有些荒誕的情節深入到小說內部各個細微處,“我不知道這樣的荒誕手法好在哪裡,只是感覺小說需要這樣。”
《風雅頌》有可能是閻連科寫得最苦的一部小說,他把自己和楊科拉得太近了,在展現楊科的所有醜陋之時,閻連科無疑是在解剖自己,還有自己所身處的那個知識分子群體。 其實,他有點太焦慮,也太執著了。 就像他念念不忘的《詩經》線索原本就不能真正涵蓋這部《風雅頌》一樣,他艱難與之鬥爭的世界或許也不過是堂吉訶德面前的風車。 如果楊科能稍稍放棄執念,如果閻連科能稍稍擺脫自己那一代作家的身份和使命感,如果他願意離風車稍稍遠一點甚至置風車於不顧,他或許會發現,世界是可以更簡單的,擺在知識分子麵前的,也不僅僅是絕路。
荒誕:面對現實的無邊焦慮
按照腰封上的提示,《風雅頌》是一部荒誕小說,閻連科也是一位荒誕作家,但其實,“荒誕”這樣的標籤,用在閻連科身上是未必合適的:雖則筆下不乏看上去荒謬的情節,但在閻連科眼睛裡面,這些卻實在是活生生的現實。 惟一的問題,不過是作為知識分子,閻連科對於這樣的現實世界根本無法適應,一如小說裡面的楊科,而焦慮二字,也就成為貫穿《風雅頌》全書的主旋律。
研究《詩經》的楊科,是在《詩經》的故鄉,黃河邊上的一個小村莊長大的,也正因為如此,他被清燕大學的老教授看上,做了人家的上門女婿,為此,他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已經定下親的初戀情人玲珍——對於一個來自鄉下的新晉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條再正常和普通不過的龍門之路,如果楊科的妻子趙茹萍沒有和副校長好上的話。
閻連科用趙茹萍和副校長李廣智的奸情作為打破楊科平靜生活的觸發點,看上去只是個偶然的情節,不過聯繫到楊科連年評不上正高、他的“詩經研究”課越來越乏人問津等一系列讓楊科這個傳統知識分子焦慮的知識貶值現象,我們不難理解這個失敗者的境遇改變,其實是個必然的結局。 而楊科的應對之道,從當場跪下連呼三聲“請求你們下不為例”到最終出走、回鄉尋根,其間所經歷的,正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價值崩潰的心路歷程。
過去幾年,閻連科屢屢身陷流言和風波的中心,難免給人一種身心俱疲的印象,這位從鄉土中長出來的作家,每每表達真實的自我,也每每因此而碰得頭破血流。 這部《風雅頌》同樣如此,還未出版之前,“清燕大學”、“美女博導”之類意象立刻引得讀者對號入座,也立刻就引來了一番蜚短流長。 對於讀者來說,書之外的這些風波或許不值得太多留意,但是“楊科”這個名字與閻連科本人的對應關係,卻實在是呼之欲出。 細數楊科在妻子出軌之後的種種遭遇:因為偶然成為率領學生遊行的民眾英雄,在獲得海內外讚譽的同時卻給學校帶來了難堪,最後被舉手錶決為精神病人送進醫院—— —與閻連科本人的精神煎熬何其相似啊。 這一切看似荒誕不經的情節,既然在現實世界當中曾經以不同的形式發生過,楊科最終回歸家園,重新尋找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尊嚴的努力,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過,就像楊科崩潰的生活一樣,他的故園也早已面貌不再,尋根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另一場荒誕的旅程。
保守:骨子裡的舊知識分子
閻連科是用舊知識分子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的,他對荒誕世界的直觀理解,或許只有知識的貶值、道德的淪喪,以及無所不在的利益博弈。 這樣的理解或許沒有什麼不對,但在面對世界變化時的防禦性反應,折射出的或許還是價值觀的保守。 便是他的焦慮,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來自於他的保守,他的堅持。 所以很自然地,他的主人公楊科,一旦失意,第一選擇就是回到故鄉,回到初戀情人玲珍的身邊,回到日夜浸潤著他的《詩經》之源頭。
說實話,作為知識分子,楊科的形像是很不討人歡喜的:從一出場時面對副校長的懦弱,到談起自己的《詩經》研究著作《風雅之頌》的狂妄,再到後來面對一大堆校領導時候整個兒的不通世事,閻連科在楊科身上,寫盡了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以及他們在當下世界的邊緣地位和無力感。 不過,正是這樣一個跌落塵埃的楊科,一旦回到老家寺村,卻立刻恢復了良好感覺,不但以都市來的高校教授的身份引來一眾鄉鄰的膜拜,不但每天混跡於妓女群中以勸人從良為己任,甚至到最後連他自己都覺得被自己的手摸過頭的孩子應該考上大學才對。 至于玲珍,被他拋棄的初戀情人,楊科更是覺得理應永遠忠於自己才對,理應為了自己永葆青春才對,理應在寺村的鄉野之中永遠等著自己才對。 這一次,閻連科大膽讓自己、也讓楊科的願望變成了現實:玲珍雖然嫁了人,容顏衰老,甚至落下了一身性病,卻果然一生不渝地愛著楊科,甚至把楊科小時候用過的所有家具都買了下來,日日摩挲。 於是,如此的愛情感動了楊科,玲珍自盡之後,他同意把自己的衣冠與玲珍合葬,完成冥婚的儀式,如此的愛情也感動了上天,寒冬臘月,玲珍的棺木之上,竟然停滿了蝴蝶……
在《風雅頌》的後記裡面,閻連科再次重申,寒冬臘月停滿蝴蝶的棺槨,是自己親眼所見的異象。 在他那裡,這異象甚至可能成為天啟,給了他力量,告訴他那些美好的價值值得堅守。 於是我們在《風雅頌》裡面,也就看到了那個縱然萬般屈辱、縱然歷盡磨難,也要守護著自己那本《風雅之頌》、守護著《詩經》的楊科。 這個不顧一切保守著傳統價值的人,這個沒有能力抬頭往前看的人,這個失去了一切的人,卻憑藉著本能的力量,找到了古老的《詩經》源頭。
幻滅:虛妄的精神勝利
《風雅頌》,最早的名字叫做“回家”。 楊科的家園,不在寺村,在玲珍去世、在玲珍的女兒小敏嫁人之後,這個村落對楊科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他的家,在《詩經》裡,在傳說中的詩經古城裡。 愛上了小敏之後的楊科,無法忍受小敏將要出嫁的現實,他殺死了小敏的丈夫李木匠,也最終從高高的知識分子神壇跌落,成了亡命天涯的殺人犯。 然後,否極泰來,在天涯的盡頭,他找到了黃土下的古城,和城牆上刻著的一首首被孔子從《詩經》中刪去的詩。 在小說的結尾處,楊科坐擁詩經古城,不但收納各處不為世所容的專家、教授,更吸引來無數自願投靠的妓女,於是,一座世外桃源般的烏托邦就此誕生。 閻連科,和楊科一起,用一種荒誕的方式完成了對世界的超越,也完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昇華。
詩經古城的烏托邦和性開放社會,不妨看作閻連科對現實的一種調侃。 不過不管怎樣調侃,現實是,楊科所得到的,只是一場“精神勝利”,放縱之後,是被遺忘、被湮沒的命運。 想來,閻連科在寫下這個結局的時候,已經做好準備,要跟這個世界魚死網破了吧? 他讓楊科最後從狂歡的詩經古城中出走,那一刻,充斥於心的,該是怎樣的悲涼?
《風雅頌》當中,有兩場極精彩的高潮描寫。 一是玲珍棺槨上停滿蝴蝶的驚心動魄,另一場,則是導致玲珍自盡的,楊科與12位小姐在春節期間的連日狂歡。 楊科與小姐們,在身體上相敬如賓,在精神上,卻完成了無與倫比的高潮,特別是他給小姐們講《詩經》,眾人同頌“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場景,淋漓盡致,壯觀不已。 縱觀《風雅頌》全書,那一次,不但是楊科人生的最高潮,也是這個知識分子,惟一一次體現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讀到這裡,我們對一輩子窩窩囊囊、自欺欺人的楊科,居然同時生出一種敬意和憐意。 人生至此,情何以堪。
學界評論
正——王堯:對現實的碰撞需要緩衝
這部小說對於閻連科來說是有相當難度的。 他改變自己小說寫作中的鄉土視角,調整了方向,轉身透視知識分子的困境。 這部小說原名是《回家》,我看過後,覺得這個名字會把小說的意義限定在“鄉土”意識上,由新形式回到舊哲學。 所以建議他改名,後來他改成了《風雅頌》,這還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名字,但與內容貼近。
閻連科試圖在鄉村與大學,農民與知識分子之間找到連接點。 《詩經》是個“連接點”。 小說裡每一個章節都以《詩經》中一首詩的詩名為題,內容上彼此相關甚或矛盾對立,形成一種似分似合的狀態。 主角楊科,研究“詩經學”,畢生的目標是寫作一部專著《風雅之頌》,而他的家鄉正是《詩經》相當一部分農事詩和情愛詩的產生地。 這樣的構思很奇特,也會讓一些讀者覺得不可思議。 從民間角度重新解釋中國文化源頭,這是個有意義的構想,但難度很大。 所以有讀者會認為作家刻意,評論家會發現敘述中的裂縫,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這部小說必然會受到很多爭議。
我想強調的是閻連科對中國文化、大學、鄉村、知識分子和農民有自己的理解。 他始終處於焦慮之中。 這部小說並不是對某個大學的具體批判,而是對我們整個社會思想精神狀態的不滿和質疑。 閻連科當然不可能指出一條道路,小說中楊科逃回到鄉村老家,最終又從詩經古詩城遺址出走。 這些年,我也想提醒閻連科,寫作速度放慢一點,對現實的碰撞需要緩衝。 過度的焦慮和緊張,會使寫作失去從容。 無論是作家本人,還是他的作品,不能總是處於張力之中。 我想,由這部小說開始,閻連科或許會重新處理自己的小說與現實的關係。 這是我期待的。 (王堯評論家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
反——謝瓊:讀了心裡不舒服
這本小說在《西部華語文學》雜誌發表後,因為書中對清燕大學的描寫引起了我們的關注,作家定義它為第一高校,清燕大學裡的湖,還有體制等等,都讓人輕易地就想到北大,當然荒謬的種種故事又和事實不符,感覺作家好像是藉用了這個背景來說自己的事,讀了心裡不是很舒服。
當時我們在課堂上討論了這部作品,爭議很大。 有人認為狂想現實主義必須紮根現實主義,不能通過扭曲現實而獲得,另一些人認為對此不必當真,作家借用北大符號把寫作逼向絕境,目的不過是說明最好的大學不過如此,墮落成了常態。 另外,關於《詩經》形式的套用是不是成功也是一個分歧點。 有人認為作家找到了形式與內容“詩城”的關聯,巧妙地處理了兩者的關係,也有人認為作家對《詩經》的解構曲解了《詩經》,生硬、牽強附會,把《詩經》換成《楚辭》或者《論語》未嘗不可。
而在我看來,作家在這部小說裡將本土現實與異域主題的對接是有縫隙的。 主人公楊科在書中把《詩經》比作中國的《聖經》,把“詩城”描寫成伊甸園,但因為人自身的墮落,很難找到精神的歸宿,對於這個結尾,作家顯然是偷懶了。 在小說裡,作家理念先行,他把他對世界的看法引用了中國的現實並且扭曲了現實來作以解釋。 而我認為,所有觀點應從現實生髮而不是理念先行。
但後來我又覺得,作家是不是有能力忠於現實又總結出一個一以貫之的理念寫出一個前後呼應敘述完美的故事,隨著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不斷深入,我們發現這是一個越來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謝瓊北大中文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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